我在北京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，当时在东郊的麦子店租农民的房住。麦子店是一座有许多外地人聚居的村落（类似于圆明园的画家村），他们与本地老乡是房客与房东的关系。不久就轮到我挨家挨户收取当月全村的水电费。我想这正好也是个和大伙相互认识的机会。我首先去的是跟我相邻的9号院，根据登记簿上的记录，这里的西厢房住着个叫黄蓉的房客，和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女主人公同名，这名字好记。

　　我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反应。又连敲几下，门哗地拉开，一位腰挎随身听、戴着耳塞的漂亮女孩出现了。我眼睛猛地一亮：想不到这破落的小屋里住着一只金凤凰。她取下耳塞，警惕地审视着我，目光像把刀子。我赶紧挥挥本子：“收水电费的。”心里想，这丫头的眼神好厉害。

　　她的表情顿时融化开来：“新搬来的吧？我说怎么没见过你呢。”

　　“来晚了。要知道您住这儿，我早就该搬过来了。”我装出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嘻皮笑脸地跟她开玩笑。果然把她逗乐了：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？”

　　什么都瞒不过她的眼睛，我只好讪讪地承认：“去年分配的。单位没住房，只好来这儿凑合住。”

　　她听出我的口音来了：“你是江苏一带的吧？”当得知我是南京人后，她快乐得恨不得击我一掌：“咱们是老乡呢。”她改用地道的南京话。实际上她的普通话说得极标准，像播音员。“我平常好想讲南京话哟，可就找不到个对话的人。可不，终于等到了一个。你说，我们南京老乡来北京的为什么那么少？”

　　“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看望你来了。”我装出领导视察的腔调，“请让我进去查电表吧。”

　　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拦在门槛上，不好意思地扭身让开：“快进来坐吧。”

　　我环顾室内，陈设极简陋，一张硬板床，一张老式八仙桌（摆着镜子、化妆品之类，权当梳妆台了），哪像小姐的闺房呀。惟独床头堆了数百盒花花绿绿的磁带，惹人注目。“你是搞音乐的吧。”我猜测着。

　　“我以前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学校的，在文工团也呆过，这么些年来一直想当流行歌手，就来北京了。都说北京的演艺圈成功率高。”说到这里她神色有点黯然，显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沉重。

　　我不愿触动她的心事，就转移话题：“天不早了，把你的电表数告诉我吧。你有空再去我那儿串门，我住8号院。”她的电表装得极高，她抬过一把椅子：“你帮我站上去瞧一瞧。”

　　我站上去还要伸着脖子看，故意张开双臂摇晃了一下：“哎哟！”她正扶着椅背，以为我站立不稳，吓得赶紧抱住我的双腿。见我一脸怪笑，才红着脸松开了：“年龄不大，还挺坏的。”

　　我笑得前仰后合。这回可是真的从椅子上掉下来了……

　　我就这样结识了黄蓉。从第一次见面，彼此之间就有一种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觉，因而互不设防。半个月后，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我，透过窗户一看，黄蓉穿着一袭炽烈的红裙子站在风中，像个女侠。原来她屋子里的保险丝烧断了，让我帮忙换一下。我一边说“你把我当成电工了”，一边却很兴奋地随她走出去。房东大妈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目送着我们。

　　修完保险丝后黄蓉留我坐一会，她说：“我给你唱首歌吧。”唱的是林忆莲的一首歌，虽属清唱，但音质纯美，表情也很投入。惟一的遗憾是港台味儿太浓。她说：“我心情不好时经常自己给自己唱歌，唱着唱着，什么烦恼都忘掉了。”

　　“你有很多烦恼吗？”我从她的语调里听出了沧桑感，愣愣地凝视着她姣好而又带着些许倦怠的脸庞。

　　“你呀真是个毛孩子。人的经历越丰富，烦恼就越多。”她被我憨憨的神态逗乐了，“你认我做姐姐吧，以后我会照顾你的。”我知道她只比我大几个月，身上却有一种我无法企及的成熟的魅力。

　　“怎么？不愿意吗？别人想认我还不答应呢。”

　　我吱吱吾吾：“是否认了姐姐，就不能往别的方面发展了？”

　　“你想往哪方面发展呀？”黄蓉笑得差点从床沿上掉了来，“你真太好玩了，小弟弟。”

　　她的笑声激怒了我。我梗着脖子吓唬她：“我以前和六个女孩谈过恋爱。”我最怕别人觉得我没经验了。

　　“精神恋爱吧。”她仍然用一种迷人的眼神斜视着我。我感到血有点热起来。她却什么都了解似的正色道：“你该回去了。逗你玩呢。明天你再过来吧，姐姐做饭给你。”这个女孩身上真有一种能开能合的魔力。我有点相信她不简单了。

　　回到院子里房东大妈一脸神秘的拉住我： “她让你过去了？你可要小心点。村子里人都知道，她作风不太好，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，在屋子里放开喇叭，又唱又跳的。没准她看你年轻，拉你下水呢。”

　　我置之一笑。这座村子里确实住着几个每晚去城里歌厅上班的外地小姐，村里的老人可能误以为黄蓉也属于这一类，其实黄蓉与她们有本质的不同，她身上潜伏着一股正气。

　　黄蓉平日里早出晚归，我隔着院墙望过去，她的房间常常黑着灯。偶尔回来得早，她会邀我过去吃一顿她做的饭，实际上不过是鸡蛋下面之类，但味道不错。她说主要去录音棚帮歌星配唱，或者去电枧剧组做做场记，挣点小钱。

　　但她内心一直盼望着能出盘自己的音带，这毕竟是多年的梦想。“难呀，北京想当歌星的人太多了，竞争太大。”

　　“会有那么一天。只要坚持下去。”我安慰这个活得不容易的女人。

　　“你人真挺好的。”她用一种特殊的眼神打量我，”这样吧，下次我从剧组里帮你物色个女朋友。”

　　“有跟你长得一摸一样的吗？”我开玩笑。

　　“你不应该找我这样的，应该找个清纯点的，小鸟依人状的，那样男人会更感到幸福一点。姐姐是关心你，才这么教你。”

　　“可是，谁知道她在哪里呢？”

　　“你要有信心嘛。”她反过来劝慰我，“不过，我自己对未来都挺没信心的。”

　　有一天夜里我都上床睡觉了，黄蓉很响地敲门。我披衣开门，发现她鬓发蓬乱，满脸怒气：“快去我那儿，帮我把那个臭男人赶走。”

　　她看见我桌上有把水果刀，便抓过来塞我手里，小声冲我说：“吓唬吓唬他。”我手持水果刀，按她的需要扮演一个英雄救美人的角色，跟着她回到9号院，发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坐在她床上。

　　“李导演，我男朋友来了，他脾气不太好。你快走吧。”

　　黄蓉故意拦住往里冲的我。李导演拎起挂在椅背上的西装，小心地绕开我走出去，狠狠地把院门一甩，丢一句话给黄蓉：“下个月上你的那部戏就算了。”看着他的狼狈样，黄蓉笑得滚在床上抱着枕头。我责怪她：“你让我来就行了，干嘛还让我带刀子，差点出人命案。”她用牙齿咬着枕头仍然克制不住笑：“我，我是怕你打不过他呀！”

　　当笑声终于停顿住，她仰起脸，满脸的泪光。做个这样的女人真不容易呀，既要和各种各样的男人周旋，又要恰到好处地保护住自己。我真想劝她放弃当红歌星的梦想。但又忍住了：大千世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，谁有权力去干涉别人呢。

　　黄蓉和我约好明年春节搭伴回南京过年，她让我到时候在单位订火车票时帮她多订一张。她说她越来越想家了，有时候自己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过漂泊的生涯。“在漂泊中女人的心老得最快。”

　　这是她的原话。但这个倔强的南京姑娘仍然要为梦想继续漂泊下去。我不再企图劝说她，想想自己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我只遗憾无法帮助她。我在异乡毕竟还处于自身难保的草创阶段。

　　有时候黄蓉跟我逗趣：“等我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，我会寄希望予你的。咱俩怎么也要有一个人成功呀。也算给乡亲们争光。”她说自己既想家，又怕回南京；没干成一番事业，真无颜见江东父老。她怕见过去的任何熟人，他们都知道她放弃了许多东西（职业、家庭、男朋友）来北京的。即使失败了，也是没有退路的失败者。

　　春节快到了，黄蓉穿着一袭新套装兴高采烈地敲我的门：“我跟一家唱片公司签约了。他们今天来帮我搬东西，让我搬到公司去住。”我为她高兴——这真是从天而降的喜事：“需要我帮忙搬吗？”

　　“不需要。我只拾捡了一箱磁带和一包衣服，剩下的零碎东西都不要的。我是来跟你打个招呼的。”她把一张字条塞进我手里，“这上面有我公司的电话，别忘了跟我联系。”我凝视着焕然一新的黄蓉：“春节还需要我帮忙订火车票吗？”

　　“肯定没法回去过年了。公司要忙着给我赶录一盘音带，半年后上市。到时候我会签名送给你的。”她满面春风地冲我招招手，就脚步匆忙地向停在路口的一辆豪华奔驰轿车走去，一位穿黑呢大衣的老板模样的男人帮她拉开车门。

　　从此我就再没见到黄蓉。很久以后我往她留的号码打过电话，接线员说那家唱片公司已搬家了。后来单位给我分了宿舍，我也终于离开了炊烟袅袅的麦子店。我体会到了黄蓉那种脱离苦难的记忆的喜悦心情。整日里为谋生、创业奔波，也很少想起我那位会唱歌的漂亮女老乡了。

　　只是逛街时每逢遇见音像商店，我会进去在满柜台花花绿绿的音带里寻找，我希望能找到署名黄蓉、并且印有她笑脸的一盘。转眼已过去多年，我至今尚未见到她的笑脸。有时我猜测：这是否也是她与我中断联络的原因——她是位自尊心极强的女孩。

　　每当想起记忆中这位叫黄蓉的女孩，我一方面很关心：她的梦想是否实现了？更关心的则是：在这人海茫茫的偌大城市里，她还好吗？